我只养你到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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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湘说：“作为父亲，我愿意对孩子负起有限责任，但担负不起无限责任，成才的路要靠他自己走，我只能为他提供教育机会。 ”

　　虽然在同一座城市，周建湘已有大半年没见到儿子小轩了。儿子18岁生日那天，老周郑重其事地对他说：“我只养你到18岁，从明天起，你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吧。”

　　儿子13岁那年，老周做出了一个全家人都反对的决定——让儿子退学。他对儿子说：“回去吧，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让儿子退学的直接原因是，他常常被儿子的老师传唤到学校去接受他不该接受的教育，内容无非是孩子调皮，上课睡觉，不按时完成作业等等。老周很难堪，认为自己是无辜的，认为自己的个人生活受到了不应当受到的骚扰。每次接受“教育”回来，恼羞成怒的发泄物自然是儿子的屁股。那天，老周又被请到了学校，老师背着手满脸不耐烦地看着他，不远处是低垂着头罚站的小轩。谈话不欢而散。临走时，老周终于说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话：“您听说过一句教育名言吗？‘只有不好的老师，没有不好的学生！’”“谁说的？”老师有些激动。“这是一位教育家的话，他的名字叫苏霍姆林斯基。”说罢，老周拉起孩子的手就走，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头。

　　老周的学历是教育学硕士，当时是海南某大学教师。老周说让孩子退学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因为他对孩子当时进入的发展轨道以及预定的前程早已彻底地绝望了。老周不相信自己的儿子是愚笨之人，不然，儿子小学毕业时不可能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入这所高考升学率很高的重点中学。一个聪明的孩子变得不愿听课了，变得调皮捣蛋了，难道老师不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是不是讲的课没有吸引力？是不是老师缺乏人格魅力？老周说：“如果教育给孩子带来的是痛苦，是人格的扭曲，我宁可不要这种教育。”周建湘说他领着儿子走出校门时，心里甚至有一种奇妙的快感：不就是为了混那一纸文凭吗？老子不玩你们的这个游戏还活不成了？

　　做出了退学的决定后，周建湘和儿子进行了一次很严肃的谈话。他说：我希望你早日成为一条汉子，成才的路要靠你自己走，我只能为你提供教育机会，但你要记住，18岁之前，我会尽量给你提供学习的机会，我会养活你，但是18岁之后，你得自己靠自己。

　　那时候，小轩喜欢打乒乓球，老周专门请了一位教练教他，自己有空儿也会陪儿子去练球。后来老周认识了武汉体院一位有名的教练，老周决定将儿子送到教练那儿练球去。为了孩子退学的事，妻子本来就对老周有一肚子埋怨，这时候就更反对了。可老周认为，只要孩子有兴趣干哪一行都行。老周给儿子买好了飞机票，让他一个人去。儿子问：“体校在哪儿？”老周说：“鼻子底下有张嘴，你不会自己问吗？”13岁的小轩背着旅行包只身登上飞机，自己去了几千里外的武汉。虽然每年要两三万元的训练费和生活费，老周却无一句怨言，要想让小鸟自己找食吃，先得让它练习着飞起来。

　　小轩跟着教练训练了两年后不想打球了，因为老当板凳队员，他渐渐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小轩回来后，本来就反对孩子打球的妻子理由更充足了，她去找教育专家做了咨询，并对小轩的教育进行了专门设计。她对老周说：“儿子的事你不要管，我要送他上学。”那时，老周与妻子已经为儿子的事闹得很不愉快，既然妻子坚持要让儿子重新“归队”，他也只能让她一试了。小轩在母亲为他挑选的一所私立学校只上了一个学期就上不下去了，毕竟他已“出队”了两年。小轩又从学校退学了。

　　老周决定专门请老师在家辅导他，虽然辅导费不菲，老周咬咬牙，还是大把大把从兜里往外掏钱。他认为不上学不等于不要知识。那时，妻子去了兰州，老周自己带着儿子。老周对儿子说：“咱俩分个工，我在外挣钱，你负责做饭。”于是，小轩每天听完课后要做两人的饭菜。老周认为这是公平的，因为儿子已经16岁了，他应该承担该承担的责任。

　　1999年初，北京的朋友邀请周建湘去一家企业任职，老周辞掉教职带着儿子来到了北京。老周又将儿子拜托给一位多年前的棋友、如今已卓有成就的量子物理学家。物理学家一不要钱二不图报，每周给小轩上两次数学课。为小轩补习数学是老周的主意，他认为数学是思维的体操，它能培养一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然而，小轩对这种“思维的体操”似乎不感兴趣，他最感兴趣最想去的地方是网吧。他在网吧玩一种叫 M UD的网络游戏，达到废寝忘食的境地，他和在线的玩家已经幻化成虚拟世界里的角色，按游戏规则兑现着生活中得不到的光荣与梦想。有一次他居然玩了48个小时没下线。这个网络游戏玩家后来玩起平面设计如鱼得水。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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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的体操”只训练了一个月就停了，小轩不愿学的理由是自己不是那块料。老周后来说，小轩没上学并不等于他这一段的生活是空白，与同龄人相比，他也许失去了不少，但也得到了许多，比如说泡网吧，至少他比他的老师先进入网络数字化时代，至少他在BBS上发表“大作”比学校里的作文训练瞪着眼睛说瞎话说假话要强。虽然老周老早就告诉儿子，成人之后自食其力。但小轩一直认为父亲只是吓唬吓唬他，并没往心里去。1999年11月8日，是小轩18岁生日，老周郑重其事地对儿子说：“我只养你到18岁，从明天起，你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吧。”父亲不但要他另立门户，而且一个子儿也不给。

　　这让小轩恐慌和措手不及。小轩极不情愿地从父亲那里搬出来，在外面租了间小屋。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外出找工作，没想到处处碰壁。找不到工作，身上的钱所剩无几，小轩每天只能以方便面充饥。而在这期间，老周没有去看过儿子，连电话也没给他打过，儿子过得怎样，他似乎不闻不问。他说：“作为父亲，我愿意对孩子负起有限责任，但担负不起无限责任，在他18岁之前，我有义务养育他，给他提供各种各样的教育机会。正因如此，我一直没放弃对他应尽的义务。但是18岁以后，我的义务已经完成了，如果一个男人到了18岁还养不活自己，这一辈子就不会有多大出息。”

　　老周说他之所以对儿子如此冷酷无情，是受了老狐狸的启发。那是日本人拍的一部电影，名字叫《狐狸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场景一直令他难忘：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刚学会走路和觅食的小狐狸被父母赶到洞外，小狐狸站在风雪中凄厉地哀鸣着，一次又一次试图回到洞里，可是每一次都被堵在洞口的老狐狸咬回去了。狐狸世界的法则是：成年了就不能与父母住在一起，就不能靠父母养活，得自己讨生活去。老周感叹地说：“我们中国的父母不如狐狸啊。不但对孩子大包大揽地承担起无限责任，而且没完没了地尽义务，最后不是帮了孩子，而是害了孩子。”

　　吃了半个月方便面，实在挺不下去了，小轩跑到山东烟台找奶奶求助。他说他想上学，奶奶满口答应。听说了小轩的窘况，他母亲也从兰州赶来了，于是，奶奶、母亲、姑姑结成了统一战线，一致愿意赞助小轩上学。她们花钱将小轩送进烟台一所高校自费学外语。老周终于知道了这件事，他又急又气给母亲打去电话，说您老人家这样做是害了他，您管得了他今天，您能管他明天吗？老母亲说：“求你不要管这件事了，他上学的钱我们出。他愿意上学是好事，我能不管吗？”老周认为儿子是将上学作为逃避生活逃避责任的口实。他说，现在有不少这样的年轻人，高考的，考研的，考托福的，一次考不上考两次，两次考不上考三次、四次，反正只要说是上学，老爸老妈就是砸锅卖铁也会毫无怨言地支持，只要将“上学”的大旗在老爸老妈面前呼拉拉地挥舞，那些下过乡进过厂的老知青们就会豁着老命去为他们筹钱。

　　没过多久就是春节，周建湘趁休假赶回烟台，他对小轩说：“我不反对你上学，但是如果靠快80岁的奶奶供养你，这是你的耻辱，你想上学可以，但必须是自己挣钱去上学，如果你觉得办不到，那你先跟我回北京打工去。”老周的不近人情遭到家人的反对，也有朋友劝他说：“既然孩子想上学，你就让他上，你让他去打工，他还怎么安心学习。”老周说：“他既然已经成人，就应该自己去挣钱，他自己挣来钱爱怎么上学都成，上一万年我也不拦他，但如果还想靠别人养活，靠别人的钱上学，我不答应。”春节后，小轩跟着老周又回到北京。老周将他介绍到一家平面设计公司拜师学艺，学徒期间公司不支付工资。老周对儿子说：“在你没拿工资前，我每个月借给你1000元，这钱是你欠我的，我永远保留向你索要的权利。”

　　小轩在平面设计公司学艺进步很快，也许这是当年玩网络游戏的意外收获。只要一坐到电脑前，他就有许多奇思妙想，带他的老师说他很有灵感。只学了半年，小轩就能独立干活了。小轩准备从公司出来自己干，他向父亲借钱买了一台电脑。一天，他说：“爸，你有那么多朋友，帮我揽点活干吧。”老周说：“我可以帮你，但只帮一次，算是我对你的支持，你的天下要靠你自己去打。”刚刚出道，靠自己打天下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文凭，没资历，没名气，小轩的路走得很艰难。有一段时间，他一直揽不到活干，没钱吃饭，没钱交房租。但这一次，他没有逃跑，也没去向父亲借钱，他到一家礼品店打工，活儿很累，一个月才挣600元，但他毕竟靠自己的能力生存下来了。

　　小轩对父亲的积怨终于在去年他20岁生日那天爆发了。那天，老周将儿子喊到住处，送给他一份生日礼物，是一双鞋。其用意不言而喻。开始，父子俩还能说到一块儿，后来气氛就渐渐紧张起来，小轩说如果当年没退学，说不定他今天也和同龄人一样念大学了，话中有埋怨父亲的意思。这话老周不爱听，当初退学是你自己同意的，退学后我给你提供了那么多次学习机会，你自己没学出来怪谁！就凭这些年投入的教育资源，你也该有能力生存了。小轩说：“别的孩子18岁不是在上学就是由父母养着，你却狠心地将我赶出去，一个子儿也不给，要我自己养活自己，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天底下有你这样做父亲的吗……”

　　暴跳如雷的老周将儿子赶走了。赶走了儿子后，老周将自己关在屋里泪流满面，儿子不但不理解他的苦心，反而对他充满了怨恨，他不明白，一番良苦用心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后来，小轩曾给老周来过一份邮件，说他恨过父亲。从那以后，小轩再也没有与父亲联系。但老周知道他在北京，知道他在努力地工作。在某网站的“老周论坛”里，周建湘以“退学”为题将父子间的这段恩怨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清理，并道出了自己对儿子“冷酷无情”的理由。他说，我相信儿子将来会理解我的这番苦心。在“退学”的结尾处，老周写着：小轩，你小子想坏就抓紧坏，没路可走了该干啥干啥去，想学真本事了手放下，老爸支你两招：第一，站直了，别趴下。第二，找高手练，“打他的下巴”。不知经常呆在网上的小轩是否看到了父亲给他支的招。

[huiren1]

好帖子啊！顶起来！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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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只有不好的老师，没有不好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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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2003年 《读者》某一期上转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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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逆父的解放宣言:我只养你十八岁


一个逆父的自白
　　他在儿子13岁上初一时把他领出了校门，18岁时又把他赶出了家门，他从此什么都没有了，但什么也都有了……
　　 ——这就是“中国第一逆父老周”的故事。
　　有人说他是个疯子，有人说他戳到了中国教育的痛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生活的轨迹早已写出了笔直的理由：拒绝绑架！”
　　他认为自己被教育制度绑架、被生活绑架，他要解放自己。于是，他以一个父亲的角色写出了一个“拒绝绑架”的故事。
　　老周因为“拒绝绑架”成了故事的主角，写书赚钱开始自由的生活。
　　而他的儿子呢？却因为父亲的“拒绝绑架”而成了故事的配角，默默无闻的挣扎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也许，这就是生活，你别无选择。

　　事件回放：我只养你十八岁

　　老周的话：解放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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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拿耗子
作者：老周


　　我心里面直搓火，狗拿耗子，与我何干？我并不是因为自己是个学教育专业的大学教师就不该来学校，只是觉得自己遭受了绑架。

　　“听说过一句教育名言吗?——只有不好的老师，没有不好的学生！”

　　没等她下逐客令,我拉起孩子的手就走,一走就没有再回头。

　　子轩退学的场景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那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海南，初秋的一个下午，晴。老师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到学校。我已经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一路上都在考虑该说些什么，怎么回家。想着想着就烦了，我们当家长的招谁惹谁了，凭什么动不动就被老师召来唤去？

　　牢骚归牢骚，我还是尽量让自己镇静再镇静，但心跳不止，像是走向拳击台。

　　照面的第一眼，我看见孩子正在接受罚站(后来才知道被罚站过N次了)。他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教室里上自习的孩子从门窗探出头来看热闹，这是我第一次被老师请到学校来，子轩的同学感到新鲜。子轩神情木然，下意识地抠着手指甲，不知那时他脑子里在想什么。老师远远地站在子轩的对面，看上去还在生气。

　　我和老师打过招呼后场面就僵住了，双方都在端着。我心想，不是叫我来吗？人来了干吗又不说话？她也许在想，你总算来了！那些当领导的家长电话里一声传唤都得乖乖地来听吩咐，你摆的是什么谱？看今天的残局你怎么收拾！相持了好一阵，还是对方先开口了。

　　“你说怎么办吧？”老师扭着头，眉宇微皱，不耐烦的表情里略带一点委屈，但手是背着的。

　　这个姿态让我想起了中学的一个同学，她上学的时候经常挨老师训，一哭就抽鼻涕，后来当了小学老师，训起学生来也背着手。不过那个时代的老师也就敢对学生有脾气，出了校门挺自卑的，找对象打分超不过一个商店的售货员，训家长没自信，更不敢训工人阶级的家长。此一时，彼一时，在今天有些名气的学校里，工人阶级家长几乎连挨训的资格都难得有了，想挨训的起码也应当是个中产，比比昔日的老大，我似乎该庆幸自己没沦落到“弱势群体”才是。

　　我们谈了几句，互相找不到感觉，那种错扇子怎么也合不拢的感觉。

　　老师在等我承认家教不严，教子无方，似乎在等我求情许诺三番后再酌情拿捏。

　　我心里面直搓火，狗拿耗子，与我何干？我并不是因为自己是个学教育专业的大学教师就不该来学校，只是觉得自己遭受了绑架。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当家长的必须听从老师传唤，可是明摆着这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矩，随叫随到，我这不是也来了吗？此时我感受到的不仅是教育学者的耻辱，更是一个当家长的耻辱，一个普通人的耻辱。

　　既来之，我还是想和老师商量着解决问题，我想听她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老师只是说她横竖教不了这个孩子了，让我带到校方发落，另请高明。我本来想跟她解释我们家长没有教唆什么，真的！孩子也不至于成为什么“犯”，事情没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还有许多措施能让他重新改好，只要我们学校家庭达成共识、好好配合的话。其实我真想质问她：“子轩可是以全校拔尖的入学成绩进到你的班上来的，怎么才半年工夫就变成这个样子？就算我们家长有责任，难道你们当老师的就没一点责任？这样的学生你们教不了，你们想教什么样的学生？”知道这话一说出口肯定要吵架，到头来不仅不解决问题，只能吃不了兜着走，最终倒霉的还是孩子。我忍了。

　　老师看上去压根儿就没有跟我谈话的意思，她背靠的教室里摆了70张桌子！子轩从原先的第一排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调整到最后一排的墙旮旯里。

　　这是一所省重点学校，超编的名额一个卖价3万块钱，行情看涨，供不应求，还有若干附加条件，成绩太差不行，调皮捣蛋不行，家长不懂事也不行，就算花了钱还要托关系。这样的学校不缺钱，中学老师的奖金收入比我们大学老师高，在社会上虽然没当官的牛，但是在校门里面可以训那些当官的家长，有足够的理由自豪。

　　尽管是重点中学，可毕竟是这所师范学院的附中，大学里的老师怎么没那么牛呢？大学生一旦进了大学似乎也不及在重点中学里那么受宠。我的同事们自嘲自己是“附师”的，虽说是本末倒置现象，但是见怪不怪，整个社会都这样认为，硬要去追究什么道理，就等着吃眼前亏吧。

　　老师还在那里等我出牌，以逸待劳。

　　我终于明白了我在此时此地该扮演的角色，我是她传来的，她今天传我来是要拿我找找某种感觉。面对此情此景，除了调整心态低头当一回孙子发誓赌咒再多放点血，我估计再说什么也没用了。于是，我说出了憋了好久的话：“你学过教育学，听说过一句教育名言吗?——只有不好的老师，没有不好的学生！”

　　“谁说的？”老师有些激动。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她： “这是一个教育家的话，他的名字叫苏霍姆林斯基。”说罢,没有等她下逐客令，我拉起孩子的手就走,一走就没有再回头。

　　节选自《我只养你十八岁》（海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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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的问题出在哪里



　　这就是老周家的规矩，老爸就是硬道理，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黄牌就是黄牌，红牌就是红牌。掏牌了又不执行，以后的游戏还怎么玩嘛！

　　我们当父母当得有些投机，我们以忙学业为由推卸了拉扯孩子的责任。

　　回头看往事，人生需要经历的一些事情似乎是逃避不掉的，逃避必遭报应。我相信报应。

　　子轩是我牵着手把他领出校门的，我对退学事件负有直接责任，这一点我从不否认。但是必须说明我当时的选择经历了一个过程，并不是一时冲动。

　　退学事件发生之前，他在学校的不良表现已经影响到家庭的安宁，他的母亲曾被老师传到学校多次，每次都带回满腹牢骚跟我吵一架，抱怨我从来不去学校见老师。终于有一次，子轩母亲说，她再也不去学校了，以后让我看着办，她受不了这份难堪。我因此郑重其事地向子轩出示了黄牌：因为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让学校传过，这就是老周家的规矩，老爸就是硬道理，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因为早打过招呼，决定退学实际上是履行我们之间的一个约定：如果再让老师把家长传到学校，立即退学没商量！记得我们事前商谈关于退学的约定时都很平静，无奈的平静。老师有最后通牒，我把老师的话转达给了孩子，接着向他交代清楚了我将采取的行动。我也给他讲了种种后果，他做了检讨和保证，游戏规则就这样定了。打这以后，我们的心都悬着，子轩老实了一段时间，最后终于又滋事了。上自习课他在教室里面带头捣乱，站在桌子上起哄的时候，让老师逮了个正着。接着就发生了我和老师之间的冲突。约定的事情当然要执行。快刀斩乱麻！当事情没完没了，扯不清的时候，我喜欢找这种调子。我的初始动机是想设一个底线来解决问题，希望这张黄牌能起到威慑作用。作为当事人，子轩已到了知道后果的年龄,说不知后果是装糊涂。因为退学是一个约定，我们事前有商量, 在他领红牌的一刻我们都没有感到突然。

　　为什么要采取这样极端的方式，下这样大的决心让孩子退学呢？ 直接的原因出在孩子身上。孩子一上中学，就搬到学校里住，学校就在家跟前，只有五分钟的路程。本来无必要住校，孩子想获得更大的自由，编了许多理由。当时我们当家长的都在忙各自的事情，没有觉察到他变化的苗头。当他提出住校要求时，我们还都往好处想，希望他在集体生活中能早些学会自理。谁知住校后不久，这个孩子就判若两人，成绩直线下滑，成了班上的动乱之星。老师告状日渐频繁，发展到后来，老师开始传家长到学校接受再教育了。内容无非是历数孩子调皮，上课睡觉、不按时完成作业等等，然后就是让家长做保证，说白了就是想让家长把孩子收拾一顿，再往下就是带有通牒口气的话语。我能体会到他母亲曾经蒙受过的难堪，更感到无辜。我的个人生活受到了不应当接受的骚扰，我们招谁惹谁了？我很想报警，真这么想过。

　　心烦意乱中我想到了我的父母，他们就像李春波的《此致敬礼》歌词中写的那样，一辈子干革命工作，哪里理睬过我们的学习，哪里遇见过这么多破事！他们没什么文化，更不知道还有教育学、心理学、营养学，家训只是平淡的一句话：老老实实做事，堂堂正正活人。他们像同代人一样放养着自己的孩子，收获的却是人前的荣耀……

　　想到这儿，我真正感受到了事业和人生的挫折。事实明摆着，我学到的教育理论千好万好不如上一代的老套家教得出的结果好。我的困惑并不因自己是一个教育学者就比别的家长少。

　　在处理家里家外的事情上，我和上一代一样，并不是护犊子的那种家长，也从不惯孩子。子轩的臀部已经为老师的状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似乎是家长管教孩子的最后招数。总不能打牛千鞭吧，我的确再也下不了手了。我也是当过老师的人，遇到过更顽劣的学生，听一个讲求师道的前辈说过，为师者不能像军人一样指挥家长按教育的要求行事，哪怕你是正确的；向家长告状的老师是无能的。这句话我一直都记着，我当老师的时候从来没找过任何一个家长的麻烦。怎么我居然成了一个问题家长？我当然想不通。

　　我也想不通子轩的所为，为什么这么不懂事？为什么非要逼我痛下杀手？你知道未来等着你的是什么吗？我又怎么向世人交代？子轩在学校的表现可谓不良，但是就事论事，他还谈不上恶劣。单从处罚尺度上讲，他的所为不足以按退学论处。也许他当时也知道这一点才胆敢一次次试探家长的爱有多深，老师爱你有几分。聪明不是错，知道自己聪明玩聪明大祸就要临头了。《圣经》里的主祷告词说：不要试探。子轩是为试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可以违抗父训，我们之间也可以讨论更低的底线，但不可以走私承诺，底线不能是橡皮筋。黄牌就是黄牌，红牌就是红牌。掏牌了又不执行，以后的游戏还怎么玩嘛！履约行为本身不是错误。

　　如果追究责任，也许更应该追究到早前，我愿意承认对他的早期教育不够，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人的性格中大概也有DNA，从童年就开始成型了。子轩自小是由双方的老人带大的，我们当父母当得有些投机，我们以忙学业为由推卸了拉扯孩子的责任。如果有谁说我们不负责任，我们有主流社会提供的现成理由：一切罪孽都是“四人帮”造成的，没见到我们正在忙着抢夺“四人帮”给耽误的青春损失吗？我们理直气壮地把孩子推给了老人，老人也是心中暗喜半推半就。老人与孙子之间享受天伦之乐虽不能说是坏事，但是过度的宠爱总是给孩子的过失留有退路。我的父母对我们的家教从来是严厉的，但是对孙子的态度正好相反。我对子轩小时候的管教勉强算做严格，但是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小小的孩童就会看眼色，孩子总是倾向于温情，只要爷爷奶奶在跟前便有恃无恐。代沟的裂痕也许从那时就开始发育了，致使后来的家教事倍功半，甚至油盐不进。

　　回头看往事，人生需要经历的一些事情似乎是逃避不掉的，逃避必遭报应。我相信报应。

　　节选自《我只养你十八岁》（海南出版社）

[songqiuxi]

中国的教育体制太差
以至于很多天之骄子都是站在“巅峰”（所谓巅峰，就是一手接过文凭，一面跌进失业的深渊）。大学根本没有教会我们什么，许多人不得不拿着家里的血汗钱，继续“深造”，难道这里面就没有借口“读书”，而逃避现实的成份？
古人说：家财万贯，不如一技在身。
而我现在深感：读书万卷，不如一技在身
周建湘说：我只养你到十八岁
那到了十八岁，儿子还是一事无成，是不是就不认他了？
显然是自欺欺人。
不如说：请你在十八岁前，学会一门自立的手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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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固执的教育学硕士父亲做了一个试验，害苦了自己的孩子……